手术是否对晚期患者二次虐待
得了晚期乳腺癌，平均存活时间一般为一两年，但有位丈夫，为老婆四处求医，甚至到过美国和新加坡，较后老婆的生命延续多了一年时间，在三年后过世。
舆论一片唏嘘，说这样的丈夫有情有义。但有知情人透露说，在较后一年，这位丈夫为老婆四处求医的花费为110万元，而他的老婆在较后一年里，因为大量服用药物和手术，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
一年存活时间和110万元，这钱花得值还是不值呢？非常难评说。我们虽不是医疗行业人士，但花了如此大的代价，只延续了一年的存活时间，而且让患者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这是不是“过度医疗”呢？
新加坡一家民间机构有项调查，中国是“过度医疗”的国家之一。被列入“过度医疗”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，经济发展程度中等偏上，医疗文明没有深得人心。人们更多的是从道义上来考虑医疗，而不是从医疗的科学性来确定治疗方案。
此项调查与我们平常的“感观”是相同的。几十年前，物质条件匮乏，医疗水平落后，普通老百姓生病，没有财力通过医疗手段延续生命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经济条件好了，“过度医疗”就有了生长的土壤，有人说，人这一辈子赚的钱，六成以上是花在生命结束前的一年里。
钱重要，还是生命重要？这个话题非常容易陷入道德的陷阱。见过太多的活生生的事例，往往是老人，病重之时，作为子女，总是想方设法设法挽救老人生命，能用的药全部用上，能动的高风险手术也动上，而患者在较后的日子里，总是会迸发求生的欲望，对子女的安排来者不拒，甚至主动要求“救救我”，在亲情和道义主导下的医疗，不再是理性的，而是疯狂的。这些年，我见过了太多在生命较后的日子里痛不欲生的患者。
生命质量这个词，大家都能接受，但“死亡质量”大家却还未能接受，这里面涉及的是一个人如何体面地、有尊严地、以较少的痛苦离开这个世界。即使有人认同这样的理念，但放到具体的情境中，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，一个不倾注所有为亲人、爱人诊治的人，是不孝的，是冷淡的。但“死亡质量”是生命质量的组成部分，生老病死，自然规律，生命应有善始和善终，少些痛苦。
有个电影叫《飞越老人院》，讲的是一座老人院，一批垂垂老矣的老人天天无所作为，他们没有梦想，也没有快乐，忍受疾病和衰老的折磨，他们就是在等死。但有一个叫“老周”的老人，组织大家开展娱乐活动，还排练节目去参演，老人们很快乐……
这就是一个如何面对死亡的态度，事关生命的质量和死亡的质量。
说起死亡质量，许多人会想起西方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他在生命较后的日子里活得非常精彩。当年苏格拉底在监狱中等候死刑，但遇上了雅典的“圣船”仪式，一个月内不准杀人，他的朋友和学生可以帮助他逃狱，但他却不愿逃跑。天天都有朋友和学生来探望他，他们往往见到苏格拉底时会哭泣，因为他就要死了，苏格拉底反而安慰他们：“死亡就似是无梦的安眠，这是求之不得的！死亡也是前往一个过去的人所去的世界，所以我死后去到这个世界，可以同不少贤哲见面，这非常好啊！”
较后苏格拉底坦然受死。
较近播出的一部美剧《婚外情事》中当女主角Alison的外婆，老年痴呆多年，年岁已高，后来病情恶化，需要选择治疗方式，Alison选择手术治疗，其母亲选择姑息治疗，因为她感觉人之将死之时，听其自然，来去便好，非要让她年迈的身体再遭受一次开刀手术，在宗教角度来说是不仁义血腥的，而Alison认为这样也许可以挽救外婆性命。于是二人争论不休。
一个普通人或许做不到像苏格拉底这样理性地看待生命的消逝，但有一条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，就是应该让痛苦稍少些，更稍少点。假使能做到这些，面对死亡，其实没必要在离开这个闻名的时候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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